总之，在东晋南朝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渗透着南方士人文化观的影响，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不过在北方，情况迥异。士人虽然也重家，但是绝不敢轻国。其原因，一是皇权的强大，士族处于附庸的地位；二是传统儒学的影响比较有力，士人观念相对保守，远不如南方风流潇洒。时人进行对比，将此概括为：“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43]倒也十分贴切。
二、“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
魏晋南北朝是佛、道两种宗教获得极大发展时期。但是，道教与佛教相比，无论教义还是科仪都处于劣势的地位。再加之民间道教容易被民众借用，作为进行反抗和起义的组织形式，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不能不加以限制和防范；官方道教玄虚而又耗费钱财，在下层社会中根本没有市场。所以到南北朝时期，佛教以其理论完备、适应性强，赢得了大量信徒，从而远远超迈道教，在大江南北都取得类似国教的地位。随着佛教的兴盛，寺院地主经济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为能对当时社会发挥重要影响的一股势力。
寺院同当时的士族、庶族地主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与其他地主不同，寺院取得土地的主要方式是靠各级统治者的布施和下层民众的投献。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帝王和达官贵人都在兴造佛寺或舍宅为寺的同时，布施给寺院大面积土地。梁武帝曾一次赐田给大敬爱寺80顷；西魏文帝为中兴寺建寺庄，仅稻田就有百顷之多。至于一般百姓，有的为逃避政府的繁税苛役，有的因沉溺于宗教信仰，往往倾其所有，争相将土地和家产投献给寺院，以致形成“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的局面。在取得土地的同时，寺院还侵吞了大量劳动人手。普通僧尼是寺庄首选的劳动力对象；余者是以僧祇户、白徒、养女为名目的大量依附民以及类似奴婢身份的佛图户。除此之外，寺院又获取了数量惊人的浮财。这些浮财，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人物的舍施。北齐皇帝一次拨给寺院的钱财就占国库的1／3；梁武帝三次舍身为寺奴，每次都要臣下捐钱一亿万赎身。寺院经常以“鸣刹注疏”的形式，向听经的信徒强索财物，多者至百万钱。当时还盛行用下层僧侣烧身方式募钱的宗教活动，每次都能诱使前来观看的信徒投衣解宝，施财山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