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发现，人道主义是巴金臧否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标尺之一。无论是他对罗伯斯庇尔的抨击，还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他对杀害樊塞蒂的美国当局的控诉，实际上都没有偏离他的人道主义信念。而巴金那深邃冷峻的历史反省意识，又与他对历史负责的宝贵精神、与他那深沉的历史敬畏意识有直接关系。对历史的敬畏和首先是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与探索。真实的历史有时可能很丑陋，但“真实”本身就决定了它的不朽价值。巴金早年之所以能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做出反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曾亲临巴黎这个“革命之都”，掌握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同样，巴金晚年之所以一再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其目的也是要尽量为后人保存一些真实的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2] 可见，巴金的历史意识与他的现实关怀，乃至他反复倡导的“讲真话”的人生哲学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巴金：《海行杂记》，见《巴金文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62，第44页。
[2] 如今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却成为巴金生前未了的心愿。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在接受香港《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是爸爸唯一未了的心愿。”（载《南方周末》，2005-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