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当年的“江南三部曲”相比，如今我笔下的江南故事里，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他乡气血和神情，我毕竟走了一些远路。我终于明白，故乡其实是我随身的行囊，无论我居住在何地，行走在何方，每一种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归。
看到这九本书排成整齐的一列，与我重聚，我有一种他者的疏隔和恍惚。我看到的是过程，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结果。世上从不缺我的某一本书，我坚持写作，仅仅是因为一旦停笔，我将不知所措。写作将我从对时光飞逝的虚无感中抽离出来，置放到实地上，字匠是一种自由而终生的职业，一个字匠是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地工作到老死的。写作让我不再惧怕变老。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个带领我走出舒适区的直接灵感来源，我曾经的职业：听力康复师。在很长的日子里，我都对这份职业抱着爱恨交织的心情。爱是因为它和我选择它的初衷相符：收入稳定，从不加班加点，没有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还能遇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恨是因为它每天都会从我起步已晚的创作生命中抽取八九个小时，让我的写作灵感在时间的边角料中艰难挣扎。
我和这份维持了十七年的职业（我后来鼓足勇气辞职）之间的关系，和包办婚姻有诸多相似之处，最初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但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中渐渐生出了感情。在我受雇的诊所里，除了听力渐弱的寻常老人，我还会接触到许多退役军人和战争难民。刚成为听力康复师的那几年里，我还见过几位从一战退役的老兵。后来走进诊所的军人越来越年轻，尤其是从中东战场和阿富汗维和使命中退役的，不乏二三十岁的青壮小伙。在我的病人中，还有被炸弹炸聋了耳朵的难民孩童。他们为我打开了思维的另一扇大门，让我对战争、灾难、心理创伤、迁徙、身份认同的话题有了深切的同理心。这也就解释了从《余震》《阵痛》到《劳燕》等一系列作品中横贯始终的一个主题：灾难、创伤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