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就知道，这里经常发生冲突。我们小心停车，慢慢下来，没想到转眼间街上的多数人都围过来观看。他们衣履不整、态度友善，但围观时间一长，却使我们隐隐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里，人们见到外国人只是扫一眼罢了。如果大家都对任何陌生信号有一种超常的敏感，那一定是长期不安定的结果。而且，还会酿发新的不安定。
除了不大的市中心外，其他地方的房子，有很多只有门洞和窗洞，却没有门窗。看上去，这种房子就像睁着惶恐而委屈的眼，一直没合上。
雅各布不断催我们赶快离开。我们问他为什么，他用英语说：“人生苦短，为何要冒这个险？”
但奇怪的是，他作为以色列人，却与当地的巴勒斯坦警察关系友好，互相神色诡秘地打招呼。他对我们解释说：“我和这里的警察局长是朋友。民间其实并不对抗，比较麻烦的是双方的政治极端分子。”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巴以冲突牵涉很广。政治家敏感于主权归属，文化人敏感于历史伦理，老百姓敏感于生态差异。其中，最根本的是生态差异，包括生命节奏、教育背景、风俗特点、卫生习惯、心理走向都不一样。在这一切的背后，又都潜藏着世代的自尊和委屈，因而必然产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