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当启蒙作为绝对自我不断地扩展自己时，它开始确信自己不仅是纯粹的识见或理性的法庭，而且也是追求绝对自由的普遍意志，而“这个绝对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实体登上了世界的王座，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19]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普遍意志和绝对自由只能导致绝对恐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破坏，正如青年黑格尔所指出的：“因此，普遍自由的唯一作用和结果就是死亡，这是一种缺乏情感的内在意义的死亡，因而被否定的只是关于绝对自由本身的空洞的观点。这种最冷酷、最卑劣的死亡就像割下一棵白菜的头或吞下满嘴的水。”[20]因为自由永远是与秩序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而只有秩序，这个社会必定是专制的、残暴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自由而没有秩序，这个社会必定会陷入以绝对恐怖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专政”就是一个经典性的例子。至今人们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上仍然可以见到当时设立的断头台留下的历史痕迹，甚至连路易十六也成了这种绝对恐怖的牺牲品。事实上，青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批评的“绝对自由”正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的真实写照。这一深刻的批评暗示我们，启蒙作为纯粹的识见必定是通向普遍意志和绝对自由的桥梁。只要回顾一下近代哲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是如何逐渐被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所取代的。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中，理性索取的并不只是抽象思维的权利，而是意志行动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现象正是启蒙自身蕴含的普遍意志和绝对自由的诉求导致的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