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之前，私塾或书院中几乎没有系统的教过现代意义的历史学，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史志的刊印，除了战争、灾荒与特殊年份，留存了浩翰的文史典籍。虽说在文革动乱年代，在“破四旧”时期（注1），民间典籍大抵销毁，但是在图书馆古籍部却得以幸存，有确凿的资料可以查考，这是一个优势条件。
进入民国以后，虽说谭其骧（注2）一九四七年应浙江教育会之邀在杭州湖滨民众教育馆做过《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这样的演讲，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但是文字简约，属于杭州城市史文化最早的系统研究，只是远没有达到可供编写学校课本作为依据的份上。
开设之初，课程面临“三无”状态，即无先例可以遵循、无教学大纲和教材可以参考、无浙江地方史编目，当然，也没有课题费，一切科研费用全要自已掏腰包。
初始，地方史教学授课教师只有林正秋一个人，困难可想而知，独自承担起查阅资料、备课、授课的任务。没有现成教材可以利用或参考，便四处寻找、搜集、积累地方史料，并同步开展了有关以地方史为核心的专题研究。素材的逐步积累，有个聚沙成塔过程，从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他撰写了四十余篇地方史研究论文，同时出版了几部专著，包括《南宋都城临安》、《古都杭州研究》、《古代杭州研究》等。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他逐步演进提升的过程，也为他文革前在学军中学教书时，在图书馆古籍部研读典籍的成果做了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