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音乐可以为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传达价值观、等级制度和政治信仰，同时又能掩饰它自己的这种操作。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要做的便是拔除意识形态，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将这种理论的目标定义为“把人类从奴役他们的境况中解放出来”。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他是霍克海默的同事，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曾师从于勋伯格学生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一位作曲家〕让批评理论中的观念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进入音乐学。批评理论为音乐史带来其此前一直缺乏的政治性切入点；基于人文学科的传统方法日益得到增补，这些增补的思想不仅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也来自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在音乐的研究方法转向所谓“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之后，人们注意到音乐在使权力和社会不公得以正当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同时音乐美学的传统方法，即认为音乐只与美的“普世价值”相关，被认为（仍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遮蔽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规范、价值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