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和十二年，太常定吉甫谥曰敬宪，张仲方非之，宪宗怒，贬为遂州司马，特赐谥曰忠；（《旧书》一五）此可反映宪宗对吉甫之信任，宁能尚谓仲方为吉甫所排挤耶？《通鉴》二三八记元和五年顷李绛尝谏聚财，宪宗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聚财莫要于淮南，吾人不要把吉甫出守看作寻常之迁转。
51.《述论稿》云：“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一〇二页）所谓“诋斥太甚”，不知凭何知之？
52.《语林》六称，吉甫再入相，“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按垍居光德坊，然是时征王承宗，非征吴元济，垍实因病危而改宾客，已见正文，可见唐末记事多诬辞。
53.如元义方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国论事集》，（《述论稿》九九页）《述论稿》云：“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八一页）又考《论事集》二称，宪宗对李绛言，彼曾与郑絪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征入朝，讵絪泄之于从史，从史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郑絪泄漏之事，系据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谓“诬构郑絪”之本据，其事《新·郑絪传》曾采之。《通鉴考异》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罢相出镇扬州，四年二月丁卯，郑絪罢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袭位，四月壬辰，从史起复，若以从史山东就粮有诏归潞，则于是吉甫、絪皆已罢相，何得有谮絪之事？……若其讨承宗时，朝廷不违其请，何尝使之旋师？盖郑、李未罢之前，从史尝毁邻道，乞加征讨，因擅引兵出山东，……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绛论李锜家财事并言之。《新书》（《絪传》）云，从史与承宗连和，有诏归潞，误也。”《通鉴》因以意将吉甫谮絪事附于二年十一月，换言之，即深信《论事集》所言之不虚。《新唐书纠谬》二则力证新郑絪、李绛两传之误，所提时间性理由虽略同《考异》，但云：“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换言之，即指出《论事集》之不信。按《论事集》由牛党造以诋吉甫，所言自有“参错不实”，必欲求其与时间真状相合，未免强作解人。《考异》又引《贬从史制》辞云：“况顷年上请，就食山东，及遣旋师，不时恭命。”司马氏即执“旋师”两字，以为即许其进讨承宗，无命其旋师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与《论事集》之诬诋不同。吾人如无法说明其中曲折，便难辟惑。考《白氏长庆集》三九，《与昭义军将士诏》，中有一段指陈从史罪状，其辞云：“近又苟求起复，请讨恒州，与贼通谋，为国生患，自领士马，久屯行营”（元和五年夏作）；据我所了解，久屯行营即是就食山东，确在请讨恒州之后。彼之东出，略类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义军于邢，朝命其“旋师”，实促彼还治上党，非谓不必进讨承宗，措辞稍含胡，故启人误会。此解苟合，则所谓吉甫谮絪，益为无根之说，而《新·絪传》之记事，实本《白集》，司马氏偎诋《新·传》为误，适见其疏于考察而自逞臆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