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再出没有那必须与之搏斗的物质的荒野了。我们的问题出自社会环境：它们与人际关系相关，而与人同物质世界的直接关系无关。个人的冒险——如果真会有任何个体的冒险，而不是陷入自满的死气沉沉或绝望的不满——只是尚未征服的社会边疆。应急的观点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全面的，而非地方性的。它们涉及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种种复杂的力量，而不是那些眼前的、几乎是面对面的环境力量。传统观念非但无关，反而是一种累赘。它们是形成一种新个性——既有内在的整合，又具备在个性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被释放了的功能——的主要障碍。只有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新个人主义。
现在这些科技资源并未从根本上加以控制。相反，它们控制着我们。它们的确在物质上受到控制。每一个工厂、发电站与铁路系统，都证实我们已达到这种方式的控制。但是，通过机器控制动力并不是对机器本身的控制。通过科学对自然能源的控制，并不是对科学的控制性利用。我们尚未接近控制的顶峰，连开始都谈不上。因为控制与结果、目的与价值相关；而我们并未没法掌握——很难说我们已开始这样梦想——物质的能量，以实现计划中的目标与预期的利益。机器突如其来，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没有因此构建与其潜力相当的新目标；相反，我们却极力使之服务于过去的目标，这些目标代表着把对自然能量的任何大规模控制视为奇迹的时代。正如克拉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所说：“诚如某些史家所言，我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工业中半打的技术革新开始的；而我们却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认清，任何重大的事件都是在纺纱、织布技术的明显改进后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