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意”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这个“义”，按孟子所说，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中所蕴含的褒贬之义，孔子自谓其所修《春秋》就继承了此“义”[10]。这也是《左传》评论《春秋》时指出的“惩恶而劝善”之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著《史记》而与上大夫壶遂发生论难，乃反复申述孔子《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以道义，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还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1]对此，司马迁明确表示：“小子何敢让焉。”“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辨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