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秦牧十七年散文，很难找到以创作主体对宇宙人生、学术艺文等重大问题上的独特感受为主题的篇章。譬如《土地》，是作家自己最为欣赏的一篇，认为它“笔触所及，似较深广”，“有较多思想意义和文学色彩”。但是，《土地》一文从晋国公子重尔亡命途中的故事，古代中国皇帝给公侯封赠疆土的仪式，19世纪殖民主义者杀戮土人掠夺土地的暴行，到旧中国劳动者怀念乡土的风俗和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再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写了这么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无非为了表现我们今天要“保卫每一寸土地”，“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它巨大的潜力”，“更加美好起来”。这寓意实在说不上深广，更说不上是作家独特的体验。
秦牧十七年的散文很难发现一篇真正让人动情的作品。既为文学散文，不论记人叙事写景，乃至侧重于议论如杂感，都应渗入主体之情，方能以情动人。《社稷坛抒情》，顾名思义，理应能让读者情怀激荡。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为何作家已经写出“我多么想去抱一抱那些古代的思想家”这样企望表现自己情不自禁的句子，可读者却觉得他无非故作多情，因而并不受到感染呢?
秦牧十七年的散文艺术大都为对流行观念的宣传所消解。任何一篇散文，如果没有创作主体所特有的意与情，而要着意宣传某种现成的抽象的观念，那么作家的艺术技巧再高也无从充分发挥，甚至还可能弄巧成拙。譬如，南国花市这样的题材，确应能写出极妙佳作，可秦牧的《花城》一文，除了关于太平路一带花市盛况描写的两段显示出了散文家笔墨的功力以外，其余就都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