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的空气渐渐使他松动了。他精神变得安定，把自己的处境和解决的办法冷静的考虑了一番。我们已经知道，他绝对不猜疑巴里岂尼是凶手。但他认为他们不应该捏造土匪阿谷斯蒂尼的信，而那封信，至少在他眼里，便是他父亲送命的原因。告他们伪造文书罪罢，明明不可能。有时，或是成见，或是高斯人的本能，在他胸中觉醒了，使他看到路上随便哪个拐弯的地方就能轻而易举的报了仇，但他又想到军队里的同僚，巴黎的沙龙，尤其是奈维尔小姐，便不胜厌恶的把那些念头丢开。接着他又想到妹子的责备，而他身上所留存的那点高斯气息也承认妹子的责备是对的，于是他心中难解难分，愈加悲痛了。在这场良心与偏见的斗争中，唯一的希望是和律师的儿子借端寻衅，跟他决斗。在那种情形之下，用剑或是枪结果了对方的性命，才能把他高斯人的观念与法国人的观念调和。决定了这个策略而盘算怎样下手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如释重负。再加一些别的更愉快的念头，他狂乱的心绪终于平静了。西塞罗丧失了爱女多丽亚以后，因为竭力想着用如何美丽的文章追悼她，居然把自己的悲痛忘了。兴第先生死了儿子，也用同样的办法安慰自己[122]。现在奥索也可以对奈维尔小姐描写自己的心境，而且必定能引起这美人儿强烈的兴趣。想到这一点，他更像服了一帖清凉剂，变得心平气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