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传播对社会成员的环境认知活动的影响问题，并不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李普曼就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20世纪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
第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提出以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探讨和验证。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从一系列研究实例来看，学者们主要从三种机制来考察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第一种机制称做“0/1”效果或“知觉模式”，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第二种机制称做“0/1/2”效果或“显著性模式”，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第三种机制称做“0/1/2……N”效果或“优先顺序模式”，即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一般认为，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而且从“感知”到“重现”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一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