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用七八种酒连续干了无数杯，但不知为何根本没有喝多。和身边那热火朝天的气氛相反，我的心里只感到空寂、落寞，甚至有一丝寒意在周身游走，让我不时像刚撒完尿似的打个哆嗦。安小男大概提前走了，不知何时我一回头，就发现他的座位上已经没有人了。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折腾够了的宾客们才零零落落地散了个干净，我终于也疲了，叉着两腿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满地狼藉发呆。小张则在当场开箱盘点收上来的份子钱，不时向我通报一声谁给多了下次得找机会把人情还上，谁比较“鸡贼”红包里的票子还不够自助餐的人头费呢。
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面前，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纸包：“你看看这个，也没写名字。”我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美元，而且都是百元大钞。小张说她大致点了点，足有五千之多。
这五千美元大概是安小男从监控系统上获得的第一笔提成收入，而他也没换个信封，就给我送来了。我把纸包还给小张：“甭管谁的，来则收之，收则花之。你不是一直想出国玩一圈吗？留着那时候用吧。”“我是真没看出来，你们那群人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值钱的友谊。”“要是友谊犯得着用钱来衡量吗？”我惨笑道，“也许这是宣布跟我绝交呢。”59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便再没见过安小男，就连电话也没通过一个。他仍在上地附近的那个写字楼里为李牧光工作着，同样没有再来找过我。分析一下我们互相敬而远之的心态，从我这边来讲，是因为他那顽冥不化的“道德感”令我感到疲惫和无所适从；而他呢，则是为了不得不继续端着眼下这个饭碗而羞愧，并害怕来自我的冷嘲热讽吧。所以说人哪，真没必要把自个儿的调子定得太高，除非你已经做好准备和生活决裂了——这也是义士们只有在刑场上的那两句豪言壮语才具有说服力的缘故——没有功德圆满的最后一枪，其他时候再怎么喊也做不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