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国民党非常感激他。3月末，行政院长汪精卫写信给胡适，请他做教育部长。胡适写信回道：“我在政府外比在政府内为国家做的更多。”他还说：“我想保留一点独立的身份，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无私的和无党派的人，以至于在某种关键事件中，我能为国家说一些有力的和公平话。”这些话表达了胡适站在国民党一边，代表国民党讲话。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0月2日，他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战时的功课》，说：“今天，政府必须相信老百姓，相信老百姓有力量来拯救国家。政府必须消除老百姓的疑虑，武装老百姓，以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抗击外国侵略者，而不是内战。”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北方发动了新的进攻。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运动，呼唤抗日和救国的呐喊响彻整个中国。陶行知参加和发起组织了抗日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他提出了关于国家灾难教育的组织和规划，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和救国项目。在1937年7月，陶行知响应共产党号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在香港发表了《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最低要求》，和沈钧儒及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建议国民党与红军签订和平协议，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对陶行知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抗日的建议非常不安。在11月，当救国会的领导人“七君子”被逮捕时，陶行知也是政府抓捕对象，幸运的是，那时他在国外，因此，没有被捕。